文 | 娱乐资本论，作者｜饼干
“我知道有一半的广告费打了水漂，但不知道是哪一半。”一个多世纪前约翰·沃纳梅克抛出的这句困惑，在群邑中国8.2亿商业贿赂案曝光后，得到了最讽刺的注解。
群邑（GroupM，现已更名为 WPP media）是全球头号媒介投资管理公司，隶属 WPP 集团，在中国整合了迈势、尚扬、竞立、传立等多家媒介代理，年媒介承揽额近 600 亿元人民币，贡献了集团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业务量。
正是这家广告界的“航母”，却爆出三名高管长达四年收受贿赂的丑闻。
2023年10月，群邑高管底飞、姚岚、洪心以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此后一年多，案件轮廓逐渐明朗：三人通过暗箱操作，私吞的“返点”利润超过8.2亿，刷新了国内商业贿赂的纪录。
这场风暴的余波还卷入了与群邑深度绑定的核心客户——阿迪达斯。作为群邑在中国市场的重要媒介投放方，阿迪达斯在2024年6月因一封内部员工实名举报信被推上风口浪尖，举报指其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管侵吞19.5亿营销预算，金额同样令人瞠目。
如今，群邑案已进入二审，主犯面临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这场反腐风暴，注定成为中国商业合规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2023年10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披露，WPP集团旗下群邑中国三名高管因受贿被警方逮捕。
次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确认底某（群邑中国首席投资官底飞）、姚某（群邑前数字媒体购买董事总经理姚岚）、洪某（群邑前OTV/OTT负责人洪心）在2019年至2023年2月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10月24日，WPP中国发布声明：终止涉案员工合同，配合警方调查，并暂停与任何被警方问询的供应商的业务往来。
据业内人士透露，案发过程颇具戏剧性——一家户外媒体公司率先揭发了外资媒介代理供应商的行贿行为，供应商供出姚岚，姚岚又检举了上级底飞；而底飞因不满被检举，曾找人将姚岚的腿打折。
这起行业丑闻引发轩然大波。大概受此影响，2024年2月6日，在WPP任职超过10年的群邑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徐俊（Patrick Xu）卸任，由奥美亚洲和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韦棠梦接替。
群邑的品牌声誉和业务也受到冲击。据悉，戴森、斯沃琪等多个品牌重新评估了与群邑的合作关系。也有业内人士爆料 LVMH集团暂停了与群邑的业务合作（传闻未经证实）。
2024年12月20日至31日，备受关注的群邑高管受贿案一审开庭。检方起诉材料显示，三人涉案金额高达8.2亿元，且已全部转入个人账户。其中，底飞涉嫌受贿约3.3亿元，姚岚约2.9亿元，洪心约900万元。
8.2亿，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咋舌，是前所未有的商业受贿金额。检方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建议对底飞判处无期徒刑，姚岚、洪心分别判处11年、5年有期徒刑。后两者承认收钱，底飞则辩称其行为属于“职务侵占”，主张量刑应更轻。
2025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向上海市人大作2024年工作报告时披露，上海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某全球知名广告公司高管收受贿赂案件，涉案金额8.2亿元。虽未点名，但毫无疑问指向群邑案。
时隔一年，2026年1月23日，该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入二审程序。据二审披露的消息，法庭认定底飞与姚岚构成共同犯罪，底飞系主犯，姚岚为从犯，且姚岚存在坦白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
群邑的受贿案尚未尘埃落定，由它牵出的贪腐链条仍在延伸。这次，疑云落在了其长期服务的客户阿迪达斯身上。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的媒介投放业务正是由群邑代理，双方本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关系，但正因这层业务绑定，让阿迪达斯与群邑的两拨高管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2024年6月8日，一位自称阿迪达斯中国资深员工的人士，通过小红书公开发布举报信，并同步发送至阿迪达斯德国总部，举报对象直指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级副总裁Judy。
举报信指出，2023年群邑回扣丑闻曝光后，多家品牌终止与群邑的合作或重新评估关系，但阿迪达斯中国市场部高级副总裁Judy团队并未与群邑解约，而是继续遮掩问题，以“确保个人利益不受损害”。
此外，举报信还揭发阿迪达斯营销团队在体育、零售营销中收取15%至25%的回扣；与明星、KOL经纪人伪造合同费用，榨取品牌合作费；通过4A公司发布含有虚假数据的报告等贪污行径。信中提到，2023年阿迪达斯中国市场部19.5亿人民币的营销预算，“没有一笔不遭贪腐”。
值得关注的是，阿迪达斯的营销预算正是通过群邑进行媒介投放的。信中明确指出，Judy的下属按照其指示“依据广告公司的回扣比例”来选择媒体渠道，存在个人收受回扣的嫌疑。也就是说，群邑高管通过媒介采购攫取的利益，与阿迪达斯市场部高管通过特定代理商收受回扣的行为，共享同一条利益链。
不过，阿迪达斯的高管贪腐问题似乎已成某种“常态”，上一任市场营销副总裁Christine Pan、采购主管Simon Wang均因腐败问题落马。阿迪达斯的处理也基本是个人“离职”、草草了事。2024年6月26日，阿迪达斯中国召开全员会议通报，确认“一名员工”违反行为准则已离职，“一名市场部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达领导力期望也已离职，没有公开贪腐金额或追究法律责任。
类似的案件只是整个广告行业系统性腐败的冰山一角。而在这条利益链上，代理商和品牌方的贪腐者往往共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分为三档。其中，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人民币300万元。
据亲临该案二次庭审现场的两位行业资深人士向媒体麦迪逊邦爆料，这起轰动一时的群邑高管受贿案最终核定的涉案金额远超官方披露的8.2亿，达到了惊人的14亿，远远超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此前也有不少巨额受贿判例，例如某民企两位高管燕某、孙某曾受贿5.6亿余元，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4年10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亿；原某房地产公司副总裁刘某，因受贿1.6亿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广告行业长期存在一种“潜规则”：媒介采买中的“返点”被视为行业默认的行规，比例在5%至30%不等。合法的对公返点并不违法，但若私吞则构成商业贿赂甚至触犯刑法。
本案中，底飞等人正是利用职务便利，暗中选定关联公司，通过伪造、美化投放数据完成对甲方的KPI交付，将本应属于广告主的投放成本以及群邑的合理利润，经由“返点”转移至关联公司，最终流入他们的个人账户。
目前案件尚未迎来最终审判，但群邑作为全球最大的媒介代理商之一，该案触目惊心的数据和暴露出的行业规则漏洞，彻底撕开了广告业潜规则的遮羞布，也将成为巨额商业受贿案中树立前所未有的量刑标准的标志性案件。
